Tony Carroll是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國際學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是亞洲的發展政治經濟學，曾出版《Delusions of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an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in Southeast Asia》（2010）及《The Politics of Marketising Asia》（2014）。
佔中運動停濟不前，會否是因為大眾對佔中運動的想像，根本未能觸及香港人的日常生活？
佔中運動的號召力，不應該只在於爭取普選，而應是改變社會制度後隨之而來的影響，包括令香港人從既得利益者手中拿回應得的，令財富分配更為平均。只有從日常生活去看政治權力及資源分配，才能令更多香港人發現，令我們無法得到自由及無篩選的普選的，不單單是689特首及北京，而是689所維護的利益集團，即Carroll口中的精英－－少數特權階級！
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國際學系助理教授Toby Carroll，7月份在英國《衛報》撰文，正是提出這個問題，Carroll指「有關香港民主運動的普遍評論是圍繞著中港兩地矛盾激化這不爭的事實，但背後的故事並不是如此簡單，而是包含著大規模的社會不均及香港人所得的機會日漸減少。」
他認為「目前，社會精英及大部份香港人的利益處於前所未見的對立。真正令精英們擔心的是香港人會把普選的追求變成財富再分配的訴求。顯然而見，見不到希望的人再不會支持那極難睇、有冒犯性（obscenely concentrated）的財富、權力及特權集中。就此，帶政治目的的北京及這些精英們當然是很好的組合。但是在現時的經濟狀況下，政治異見聲音不再會輕易被壓止。」
Carroll在文章回顧六四七一對香港管治危機的標誌性意義，及中港矛盾各種的爭議。他指近日簡單以中港分野為論述的大規模動員無疑是因為北京向香港人強調主權，收緊香港的政治自由。他明確指出「但要揭開躁動後的真正原因，必須要看這個城市極高的貧富懸殊指數，描述了中國因素外的市場壟斷及管治問題。」
他在文中特別提到香港的貧富懸殊及住屋困難的問題：
在2013年，有一百三十萬（即19.6%）的人活在貧窮線下。在2011年，講收入分配的堅尼系數高佔0.53（即是在世界已發展經濟體系中最高）。香港亦因拖延興建公屋接近十年而聞名，上週末出售的港幣二百萬蝸居單位（只有170平方尺）令不少香港人都很激動。
這些消息只是為本身已經極不吸引的居住環境的城市再添一筆。不少人早已被迫居住在籠屋及前貨倉的地方。
他在文中特別強調，「精英」對政改的戒心：
在過往數月，我們見到一堆金融界及經濟界別的名人紛紛表示很懼怕政治動員，其中一個包括還未進行任何佔領公共空間行為的「佔領中環」。這些近乎妄想被害的預言實質上因為他們很擔心這個必然並無可挽救地爭奪利益的行動。
李嘉誠，香港最出名、擁有310億美金身家的富商，指佔領中環不利香港。九倉主席吳光正亦出來呼籲香港人不要要求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四大會計公司（Ernst & Young, KPMG, Deloitte 及PricewaterhouseCoopers Hong Kong）亦聯署反佔中，指佔領中環會削弱香港競爭力，令香港不再吸引跨國公司及投資者。匯豐銀行甚至發表報告將港股評級下調至「減持」，主要認為投資者擔心「佔領中環」示威行動，有可能傷害香港與北京的關係，後來才修改報告。
因此他文章強調，「精英」們最擔心的，是市民將普選的訴求轉變成對財富再分配的訴求：
不過，對一般香港人來說，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究竟有什麼著數？對於那些每天面對的高樓價、高物價、無法向上流動的香港人來說，他們的利益是否有賴於公司企業的低稅率，還是在於一個可以提供更好教育、醫療及住屋的財富再分配的制度呢？
目前，社會精英及大部份香港人的利益處於前所未見的對立。真正令精英們擔心的是香港人會把普選的追求變成財富再分配的訴求。顯然而見，見不到希望的人再不會支持那極難睇、有冒犯性（obscenely concentrated）的財富、權力及特權集中。
就此，帶政治目的的北京及這些精英們當然是很好的組合。但是在現時的經濟狀況下，政治異見聲音不再會輕易被壓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