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香港政改爭論中的一種不斷重複的說法，是特首候選人需「愛國愛港」，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甚至說，這是「不言而喻」的；同一時段，本地出現了一批「愛字頭」的政治團體，馳騁沙場，文攻武衛。政治是一種區分敵我的集體行動，愛則是一種追求和諧包融的個體情感，把愛與政治活動連上，自然有點奇怪。我們應如何理解這些以愛為名的當代香港政治現象？
恨「他」變成愛「我」
學者 Sara Ahmed 的文章 In the Name of Love，討論了當代英美社會出現的類似問題。她指出，以愛命名的政治力量，有不少其實原是被批評為鼓吹妒恨的團體（hate groups），例如恐同或排外的組織。這些社群，希望能擺脫妒恨的命名，嘗試以「愛」取代，賦予自身正面的價值，爭取良好的自我感覺。它們化「排拒他族」為「愛護同類」，宣稱之所以反對甚至打擊他者（多是弱勢社群） ，也是基於「愛護同類」的需要和動機。這些「愛字頭」的社團，甚至反客為主，指摘其批評者才是真正鼓動妒恨，甚至縱容他者侵害「我們」的權益。
Ahmed 談的主要是英美的社會環境，當中的「愛字頭」（例如Lovewatch等組織）心目中的「同類」或「我們」，指的主要是當地的白人所「代表」的國家；他們會批評各種反排外團體或人權組織不愛國，因為他們協助外來移民或邊緣社群「損害我們（白人）的利益」；而為了「愛」，他們有必要打壓這些非我族類的「叛徒」。而在香港，「愛國愛港」派心目中的「同類」或「我們」，指的則主要是建制認可的利益集團，也就是親（或至少不反） 中共和香港特區政權的個體或社群；同樣，他們的矛頭所指向的，除了各式「外國勢力」之外，還包括其心目中的「反中亂港」之士；打壓他們，為的也是「愛護同類」。
有趣的是，本地的一些直認「抗中反共」的「本土」政治力量，自不是「愛國」派的同類，但其基於「愛本土」以至於排外的訴求，卻似乎仍有點上述的以愛代恨操作的影子——「驅蝗」的原因，是為了保衛「本土」的日常生活和核心價值，而強烈批評要求包容「新移民」或大陸遊客的聲音，建基的也是「愛護本土的同類」。
需要補充的是，在當代香港的政治環境中，「愛國愛港」派與「抗中反共」的「本土」力量的資源與政治權力並不對等，因此他們的行動所產生的政治影響力也不會一樣；另一方面，這兩派的政治動機亦有差異，前者自然包括一些真心誠意的民族主義者，但恐怕更多的是關注現實政治經濟利益，希望在「西瓜靠大邊」的投資下，獲得其渴望的社會地位或物質資源回報；後者的出發點，則更為多元紛雜，既有保衛本土的價值信仰和日常生活的理想，也有「現實政治」的考量，當中也充滿了各種情緒的宣泄。
如果說，近年興起的「愛國愛港」社團和論述，建基的更多是赤裸利益的計算，其鼓吹的以愛為名的政治，往往壓抑多元自由、要求同一歸順，那麽帶點「抗中排外」的「本土」社群，則較五花八門，當中的政治取向，也較難以簡單歸類。然而，這些或直接或間接地以愛為名的政治力量，大多傾向要求一種有條件的愛——也就是必須成為「我們」，又或是首先接受「我們」的核心價值。
有條件的愛
Ahmed 引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指出身分認同是一種愛的形式，這種形式的愛，其實是一種走近（towardness） 他人，以理想化的他人（或集體） 作自我身分的認同對象，不斷投注情感於這理想化的認同對象，實質是追求一種理想化的自我形象。這亦是為什麽長久的夫妻或愛人或政治集體中的個人，容易變得愈來愈相似的一個原因。而當這被理想化的認同對象遲遲未能展現其美好的一面，又或履行其「愛的承諾」，愛者仍然會繼續投注情感於這認同對象，希望在將來可得到「愛的回報」，以避免過去大量投注的情感立刻幻滅。
本地的「愛國愛港」力量，除卻那些只計算利益的徹底功利主義者外，大抵也蘊含同類邏輯。當「先讓一部分富起來」或「強國崛起」後，面對中港兩地大部分民眾遲遲未能享受理想小康生活的現實，仍然「愛國愛港」者，只有把期望放在將來，才能夠繼續其「愛」的情感投注。當所愛及認同的對象（中港政權），久未達成其承諾，當經濟和政治生活質素只有循序、沒有漸進，要延續「愛」，便需要尋找一個合理的解釋——最方便的，自然是諉過他人，提出由於存在「外國勢力」、「反中亂港」分子，阻礙了國家或經濟發展，令政權對民眾美好的生活承諾，無法實現。換句話說，儘管中國或香港（政權）並沒有實現其對民眾美好生活的承諾，但這只是源自「外國勢力」、「反中亂港」等他者的過失；透過建造敵人，把國家失效的原因推向他者，卸卻理想化的所愛 / 認同對象的責任，延續了「愛國愛港」力量以未來的祈盼支撑其持續的情感投注。
因此，「愛國愛港」訴求中的「愛」，是一種有條件的愛，也就是只有變成「像我們一樣」，才算是愛和有資格被愛；如果他人不以這種方式去「愛護我們」，不接受或認同必須透過排他來保衛自我建構的理想集體 / 國族，就等同「不愛」，甚至是「港奸」、「賣國」。
或如德勒兹（Deleuze）引尼采所言，這種「宛如猛禽對羊羔的愛，脆弱、支離破碎並帶着死亡的氣息……這種愛從仇恨中生發出來……它用誘人的愛來掩蓋仇恨：我責備你是為了你好；我愛你是為了讓你加入我」。
從政治中拯救愛
面對這種政治化了的愛，Ahmed 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她強調她並非否定愛，而是嘗試挑戰所有以愛為名的政治。無獨有偶，另一位學者巴迪歐（Alain Badiou） 也反對「愛的政治」，他認為「愛不應該和政治激情攪和在一起」（p.100），而要人下跪的愛，並非真愛，因為，「在愛中，人們對差異所持的是信任的態度」，相反，在反動的政治中，「人們總是在同一性（身分） 的名義之下來懷疑差異性」（p.127）。政治區分的是敵我的矛盾，但愛並沒有外在的敵人，它的對立面是自私自利、為我獨尊、抗拒甚至消滅差異。
強調不惜自我犧牲，以爭取全民普選的佔領中環運動，也用上了「愛與和平」作行動的先導，這自然與那些僅追求赤裸利益的「愛的政治」並不等同。然而，如果我們認真對待 Ahmed 的挑戰，那麽在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同時，也需要小心避免那種要求齊一、取消差異、「成為我們」的「愛的政治」的負面效果；而巴迪歐也提醒我們，「愛的過程並不總是和平的。有時也包含許多充滿暴力的爭吵，刻骨銘心的傷痛……就愛而言，有時愛不比暴力革命的政治更和平」（p.91） 。愛與和平自然可以佔中，但如果我們希望超越有條件的「愛的政治」，是否可以考慮，在愛與和平之外，也容讓甚至鼓勵同時用無奈、沮喪、恐懼、激情、憤怒等情緒一起佔中？
◆參考資料和伸延閱讀
Ahmed, Sara （2004）: “In the Name of Love",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122-143
阿蘭‧巴迪歐（2012）: 《愛的多重奏》，鄧剛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