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大公報
今年是甲午年，上週與扶輪社友開會，社長提到該會在1894年成立，已經兩個甲子，旁邊的同事也教世界歷史科，便說想起了First Sino-Japanese War，和我一模一樣。 我唸初中時，亞視還有點起色，播放了一套有關甲午戰爭的紀錄片，黑白剪影轆轆滾動着滄桑的歷史，慈禧的蒙昧，李鴻章的進退失據，伊藤博文的精於盤算，還有丁汝昌和鄧世昌的悲壯犧牲，教我這位黃毛小子嘆息、激憤。我讀完《海葬》、《河殤》後，中史老師便把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借給我。我翻到「甲午慘敗與中國分割」這一章，章名太深刻，過目不忘。可以說，甲午慘敗開了一扇近代史的門，讓我慢慢闖入十九世紀的東方與西方，漫遊革命時代和分析帝國主義。
近來多讀了清詞，晚清四大家之一的況周頤有一首《唐多令‧甲午生日成賦》：
已誤百年期，韶華能幾時。攬青銅、謾惜鬚眉。 試看江潭楊柳色，都不忍，更依依。
東望陣雲迷，邊城鼓角悲。我生初、弧矢何為。 豪竹哀絲聊復爾，塵海闊，幾男兒。
一句「已誤百年期，韶華能幾時」，雖無景語，但那種感嘆，那種沉痛，卻直追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且《唐多令》詞調的次句，可作「平平平仄平」，有別於一般詞調的「平平仄仄平」，復有拗折之韻律美。下闋的「東望陣雲迷，邊城鼓角悲」，則聯繫到甲午戰爭之沉痛。
或許我的成長經歷，令我很難接受高舉「龍獅旗」謾罵內地遊客的年輕人。我問自己，是我老了，接不上潮流？還是要堅持自己的信念？但我可坦然以對，我愛的國絕對是有根可尋的，如一直上溯，就是龔自珍、林則徐、黃遵憲、譚嗣同、林覺民下迄五四諸子和三四十年代的救國青年，再到八九民運的烈士，再到中國大陸擁護憲政身陷囹圄的劉曉波、揭露豆腐渣工程無端入獄的譚作人、支持平反民運慘死的李旺陽，這股潮流落在香港，根苗就是司徒華。本土派未必認同，但我總有能力將自己的信念，梳理為從古至今的譜系。
有人說，這是策略錯誤，爭取民主靠老路子不行，靠燭光晚會的幾十萬點虛火不行，必需要極端手段。但我談的不是策略問題，而是道德問題。一個抗爭的人物、群體失去了道德規範，為求目的，便不管手段多麼暴力和邪惡。讀歷史告訴我，今天他們用暴力抗爭趕走了當權者，他朝成為新的當權者時，也只會用同樣的手段，對付異己和人民。 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黨，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布爾什維克，乃至建國後的毛澤東，他們在執政前打倒了暴虐的政權，掌權後卻變本加厲，成為一個更可怕的國家怪物。
一個族群的延續，必須由深厚的文化承載。現在本土派或港獨人士偏重資源分配的問題，在文化上則強調港人具公德心，如有秩序排隊、沒有亂拋垃圾等，這些公德當然值得自豪。但說實在的，這些形式禮儀太表面，不少國家的人民（包括很多內地人）也能做到，根本沒有文化獨特性可言。不少人看重繁體字、廣東話和嶺南文化，卻無深入研究，先不要求他們讀清代屈大均《廣東新語》和招子庸《粵謳》，即使六十年代唐滌生的粵劇也沒看過，甚至沒聽過。
近日，我看到研究香港的先驅葉靈鳯的著作在書店低價促銷，無人問津。而擅長寫香港風土人情的吳昊逝世，大眾反應冷淡。文教不興，香港即使能僥倖自守，仍只是一個毫無風格的地方。 在廣東道拿著龍獅旗的人群想法走得有多遠？是純粹驅逐自由行，是城邦主義者，還是更激進的港獨人士？但不管如何，那些憤怒的眼神和謾罵，告訴我香港與兼容並包的自由主義傳統已漸行漸遠。從語言暴力，到肢體暴力，再上升到有系統的國家暴力，程度大小當然不可以道里計。但那怕多輕微的暴力一經合理化，彷彿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一發不可收拾，成為一股可怕的暗流，越湧越烈。
回歸十七年，香港受同化最可怕的不是經濟結構和內地移民，而是學懂了人家的鬥爭模式：為求恫嚇敵人，不惜極端手段。多麼切合近年港產片的一句經典對白：「我很努力地擺脫他，結果我發現，我變成另一個他。」捨棄了過往信守的普世價值，最終喪失自我。 甲午年香港風雲變幻，令我想起兩個甲子前的晚清。可幸我們還未絕望，與其感世傷時，倒不如努力面前，草草填了一闋《唐多令》，望能為社會做得更多：
《唐多令‧遊大嶼登牙鷹山》
弦月照幽潭，征途千樹參。入層峰、夕送清嵐。
飛鳥高鳴崖壁越，雲海闊，拓天南。
行囊負書函，寬肩斤石擔。灑珠汗、遍染青衫。 不怕歸時霜露白，塵履損，更攀巖。
作者為中學世界歷史科主任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4年3月31日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